國立東華大學通識教育大師典範講座於10月17日邀請北京大學教授、山東大學講席教授、文學家龔鵬程教授以「文化符號學的歷程」為題進行講座。

作為一代國學大師，龔教授在兩岸學術界有許多著作和貢獻，這次他以文化符號學作為主題，從自己的學術歷程分享進而探討文化符號學的發展，對於東華大學師生來說，上了一堂文化底蘊深厚的課程演說。龔教授著有《文化符號學》著作，在兩岸都受到學術界重視。而為什麼會著作這系列書籍，最早可以從其求學期間，親身體會到傳統中文文學受到西方文化批評理論衝擊的時代開始說起。

形式主義在臺灣流行，新批評浪潮衝擊中文系

1973年，龔教授進入淡江大學中文系就學，當時必須讀國語語音學，二年級也學了文字學，從六書名義講起，以《說文解字》為基，參證甲骨文、金文以求本義。「大二必修文字學，大三必修聲韻學，從怎樣辨識聲韻開始，中文有守溫三十六字母，當時學習這些知識可謂苦不堪言。」這是當時那一代中文系學生所接受的語文訓練概況。

後來中文系受到外文系衝擊，因為當時形式主義新批評在臺灣流行，外文系正在推動比較文學，以更簡單的方式說明中國詩詞，像是當時顏元叔先生以新批評方式解析中國詩，說明詩的美感在於哪裡，讓大家耳目一新。「後來我們融會貫通，結合新批評的張力、反諷、悖論、隱喻、象徵等術語與概念，來說明詩之美感，與形式主義形成有意義的對話，使中文學界在傳統語文學之外，與世界的語文學研究也有了關連。」龔教授說。

龔教授表示，但是新批評是一個思路，不僅是只有這一家，做學問要有大視野、國際性，從某種學說傳進來後，從這九牛一毛的一毛上，看出九牛是哪九牛。像是四十、五十年代美國新批評之後，六十年代歐洲出現了法國結構主義、敘述學，到七十年代的符號學等。雖然二十世紀在臺灣只流行存在主義，其他跟語言相關部分當時在臺灣不太流行，但他覺得很重要，結構主義的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影響很廣泛，對20世紀俄國形式主義和30年代布拉格結構主義傳統都有影響，均是以語言學為基礎而發展成的。甚至可以用語言學基本原則，來談親屬關係、食物、婚姻、烹飪等，無處不在。而後有德希達的解構等等，龔教授表示「在讀這些形式主義思想時，看到的是與臺灣中文系完全相反的情景。」

開啟《國文天地》刊物，強調語文研究之社會實踐功能

龔教授表示，中文是文字第一位，西方則是重視語言、不重視文字，因為他們認為語言代表「在場」，文字是不在場時的紀錄，所以跟真理有隔閡。但在中文，文字是可以獨立的。西方是以語言學為核心發展的哲學，但是國內沒有這樣的學派，要怎麼突破這些限制？八零年代中期，龔教授編了一套書《國文天地》，現在這個雜誌還持續運作，得了很多次金鼎獎，這是對中國文字語文重新的認識，強調語文研究之社會實踐功能，因為西方現代與語言有關之學說，不僅出於理論興趣，還有社會實踐功能。

龔教授說，後來國際上又出現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反省，也就是未來最重要是開通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對話，並關心生活世界，脫離靜態的語言，所以不能走形式主義那一套，還要關心語言的情境與社會的關聯，所以語言研究又回到社會和文化上。

社會語文學成為新課題，推動中國符號學和西方對照

「無論我們怎麼理解與評價兩岸語言文字學進展，不可否認的是，社會語文學已經是新的課題。」龔教授表示，文化語言學有個重要問題，是語言和理解是否是一致的，就是意義和理解的問題，他同意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人反對。語言結構和文化之間的關係，涉及到文化主體性和符號解釋的問題，從漢語語法特性來申論中國文化特點，文化符號學就是在闡釋這部分。

龔教授表示，我們的思維和獲取的文化意義，與漢字的使用是有關的，漢字不強調邏輯性，而是意象性、思想性，而他自己受到著有《符號形式的哲學》的德國哲學家卡西勒影響，由符號形式論文化哲學，與以語言學為基礎的語言符號學並不一樣。漢字文化可以從此與西方傳統作對照，可在這地方對世界有所貢獻。

龔教授指出，他開展文化符號學，在兩岸都開立很多小組，來談中國符號學，這是中國開發的符號學，用中國材料、中國思維開發的符號學，跟西方符號學可以對照、不完全相同，他認為這是未來可以發展的思路，「面對世界，要參與世界、了解世界，並開發自己內部學術資源來重新面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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